孙新民：地质一郎 （知青往事）
随着对旁边的环境的逐渐熟悉和对农活的基本掌握，大家对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原有的一点浪漫和新鲜感已经消失，考虑问题变得实际起来。人们开始更多地考虑人生和个人前途，焦虑和不安的情绪在知青内部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
人就是这样，尤其在那个“一生都由党安排”的年代，一个人如若本身就出生在农村，而后一直生活在农村，虽然无可奈何，大多数人都会认命。但如果是从见多识广的城市来到乡下，而且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当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其心气和主观愿望是怎么也不情愿的。
虽然我们这些来自省重点中学的知识青年当初是“自愿”下乡插队落户的，但当政治的狂热和激情消退之后，我们终究是回到了现实中。
一天上午，我和另一位男知青光着膀子、顶着烈日在壕沟里打胡基（做土坯）。快到晌午的时候，队上通知说招工的来了，要我们过去。
怀着些许好奇和一丝喜悦我们回到住处，只见两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斜躺在炕上休息。打过招呼后，知道是省地质局的。
地质工作的性质，我们大家谁也不了解。过去只听说过常年工作在山区野外，而且不适合女性。加之本次招工只要能干力气活的男生，因此大家预感不是很好。但因为这是上山下乡乃至开始后的首批招工，而且不知道此项工作今后是否还会接着来进行，这首批招工倒叫我们觉得有些鸡肋的味道。
招工开始后，知青点内部很快做出了一些照顾性的决定，大致内容是：家庭困难的先走；大龄的先走；独子先走。我在首批被照顾的条件范围之内。
男怕入错行！对地质工作性质缺乏了解和对此后招工是否还会继续的未知，使大家对这次招工充满了犹豫。
但毕竟已经在农村憋了两年，对个人前途的担忧又使大家都有一种急于脱离农村的需求。容不得我们做过细的调研和了解，在经历了短暂的苦闷和权衡之后，就像当初决定下乡插队落户一样，我和G、H、W等四人在忐忑不安中做出了应招的决定。
短暂的集中期间，大家仍然免不了相互打听了解地质工作的性质。记得当时有谢姓的咸阳知青不无调侃地回应道：“有女不嫁地质郎，一年四季守空房”；“三十年夫妻一年过”（意指地质队一年只有十二天探亲假）……。 隐性地道出了地质行业的野外工作特征。
对此我们虽然心怀疑惧，但此时木已成舟，我们的双脚已踏入地质之门，没有退路了。
此次咸阳地区招工，除了西安、咸阳的下乡知青，还有不少咸阳当地的返乡知青。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乘坐地质队的卡车前往陕南的留坝县。车厢里没有座位，大家各自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任由卡车载着一路驶向西南。
汽车在公路上疾驰！进入秦岭后，沿途风景愈加秀丽，道路却渐渐变得崎岖起来，汽车已经驶入了盘山公路。险峻的盘山公路一侧靠山另一侧则是深沟，沟谷被浓密的树木遮盖，深不见底。坐在敞篷卡车车厢的一侧，时常会产生车轮悬空的感觉，令人心惊肉跳。
汽车刚刚驶入陕南地界时，我们得知公路两边生长着许多经济树木。其中有一种树木上挂满了鸡蛋大的果实，大家都很好奇，有人甚至想摘下尝一尝，但终因在关中长大的我们谁也不认识其物而未敢尝试。后来司机告诉我们才知道，那是生产桐油的桐果，是不能吃的。
随着山势越来越陡峭，山上的植被也愈加浓密苍翠，河里的水也更加清澈，真格是山清水秀！
傍晚时分，车辆陆续抵达留坝县楼房沟，这里是省地质二队的主工地。卸下行李，我们被安置在用沥青毡和竹笆子搭建成的“宿舍”里。这是地质队常用的简易工棚，山沟里分布得到处都是。宿舍里空空如也，只有几张竹编的铺板孤零零地分散在昏暗在四处。室内地面凹凸不平，着泥土和岩石。见此情形，不少人的心立刻就凉了。与我们同在一个生产大队的W同学是个见过一些世面的人，当时就闹着要回去。任凭地质队领导怎样做工作，甚至以回去后不能二次招工相威胁也无济于事。（后来他因篮球打得好被招到位于西安市南郊的探矿机械厂，少吃了不少苦。）
当天晚上，地质队领导不顾我们长途跋涉鞍马劳顿，对这些新来的职工举行了别出心裁的革命化迎新活动，详细的细节内容如下：①开忆苦会。请队里有名望的方姓机长控诉旧社会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盛赞社会主义好，感谢的大恩大德；②吃忆苦饭。清汤寡水的麦麸粥（因没有一点面粉熬不糊，麦麸与水明显分层）中有乒乓球大小的二、三块南瓜。麦麸吃在口中扎的口、舌难受，令人无法下咽，但谁也不敢倒掉。我当时心想，哪怕让我饿肚子，也比受这等洋罪要强！③打吊锤。迎新工作的第三项内容是即刻体验地质工人的劳动。经历“千辛万苦”的用餐过程，好不容易才把配额的忆苦饭勉强送进了肚子，很快胃就感到烧乎乎地难受。刚刚放下碗筷，我们又被驱赶到山上去打吊锤！打吊锤是处理钻机事故的一种手段。
没有给我们发工作服，我们穿着从咸阳出发时的“礼服”和干干净净的鞋子，肚里装着不能果腹却搅得肠胃翻江倒海的“忆苦饭”。踏着泥泞湿滑的山间小道，大汗淋漓地爬到半山腰的机场，加入到满身油污和泥浆的当班工人行列中，与他们一起打吊锤……结束了参加工作的第一次“洗礼”的时候，天完全黑下来了。月亮已经升了起来，懒洋洋地高挂在山顶大树的树梢上。星星点点的灯火散布在楼房沟的四处，四野寂静，只有时断时续的钻机轰鸣声传来。群山环抱中的山沟让初次远离家门的我们感到陌生和苍凉。经过一天的折腾，二十出头的我们已完全精疲力竭。跌跌撞撞地从机场回到工棚，只是草草冲洗了一下脏兮兮的手脚，便铺开行李、倒头睡着了。
从此，我由知青农民变身为一名“地质郎”，这一变化真可谓：出了虎穴又入狼（郎）窝。第二天整理内务，得知还要对咱们进行二次分派。待命其间有部分新工出于对大山的好奇，独自外出爬山，结果有人竞差点儿回不来！留坝县是陕西省境内最偏僻落后的地区之一。楼房沟山高林密、老藤缠绕。这里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山体完全被高大的植被覆盖，人钻进去抬头不见天日，低头不知方向，找不到回来的路是常有的事。听说过去山中常有黑熊和狼出没，但自从地质队到来后，开路、修（钻机）机场……，施工放炮惊跑了野兽，因此后来很少有人碰到这些大型野生动物。
第三天一大早，我和几名新工被派往陕西最南端的宁强县大安镇。大安镇地处汉江之滨，是汉中前往阳平关乃至四川省的交通要道，有国道穿镇而过。我们的工作任务是在大安地区沿汉江逆流而上勘察追溯金矿，最终寻找大山之中的金矿矿脉（藏）。因为有国道经过，大安镇交通比较便利。
镇子地处汉江边的丘陵地带，清澈的汉江绕镇而过。江两边的山坡常年翠绿，风景秀丽，分布有农田。稍远处就是大山，当时这里正在修建一条战备铁路——阳安线，一座几十米高的铁路桥将在此跨江而立，数座水泥桥墩已经矗立山涧，十分雄伟。时值夏季，大安镇的天气潮湿而闷热。我们这个勘查小分队大约有十来个人，借住在一间较大的农家仓库里。因没有经验，来地质队时我只带了仅有的一床“四季”棉被，也没有准备蚊帐。到达大安镇的头一天晚上，这里的蚊子便狠狠地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那晚我躺在铺板上，刚刚关灯，耳边就响起大量蚊子的飞鸣。
天气虽然很热，但为防蚊群的攻击，我仍不得不将厚厚的棉被裹在身上，甚至连头部也要包裹起来。能想象，很快我就通身大汗，热得受不了，只好把被子推在一边。获得短暂凉爽的同时，我已被凶恶的群蚊叮得千疮百孔、痛痒难耐，只好再次将自己裹进棉被中。就这样，那一夜我反反复复地将被子盖了揭，揭了又盖，不知反复了多少次，才昏昏沉沉地睡去。那一阶段，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在汉江的河滩下面及两岸砂石泥土中提取砂样并从中淘取沙金标本。河滩深处使用冲击钻取样；岸边山坡上则通过人工挖坑掘取带泥的砂石。与我们一起工作的，除了陕二队的同事，还有不少省地质研究所的专业方面技术人员。他们大都是学历层次比较高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与他们相处，感觉确实与普通的工人不一样。有毕业于东北地质学院的苏姓工程师与我相交甚密，对我十分关照。
大安镇行政区划为“区”。区长姓杨，个子不高，为人谦和，对地质队的人很和气。区长爱人也是公职人员，留着齐耳的短发，美丽大方而且成熟稳重。虽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其实当年也就三十岁上下），但由于气候和水土的关系，肤色依然白里透红。她的迷人笑靥曾使我的一位青年同事R陷入痛苦的暗恋之中,以致传出种种风言风语。
镇上的门面房临街一面都是商铺式门板结构，天长日久、门板干缩，汽车经过时便有灰尘从板缝间钻进屋内。镇上有一个小饭馆，就在公路边上，设备简陋，仅有几张油乎乎的本色木方桌和几个条凳。饭馆的小吃却很诱人，尤其是当地特有的核桃馍（饼）。这是一种粘有核桃粒的油烧饼，吃到嘴里有一种特别的香味，当时深受大家的喜爱。虽然已有四十多年没有品尝，但回忆起来仍感口齿留香、回味无穷。
七十年代初，大安镇没有一幢现代高层建筑，砖瓦水泥房屋也不普遍，多数房屋是土木结构的建筑。最阔绰的建筑是一栋土木结构的三层封闭式院房，大门面临街道。进了大门是一个较大的院子，环绕天井是一圈三层的楼房，以木梯和护栏连通，估计是旧社会某大户人家的豪宅。现在住了不少人家，杨区长一家也住在这里。随着工程的进展，大安点的地质人员慢慢的变多，于是我们开始三三两两地分散到当地居民的家中租住，并且建立了自己的伙房。伙房建在一户居民的屋檐下。与这户居民临街的屋子相通。屋子里存放米面等食材，兼作炊事员的卧室；屋外房檐下临时搭起的席棚内砌有炉灶。专职炊事员姓付，陕南人，傻乎乎的。
饭菜做得不咋样，却经常与女房东调情（男房东在外边工作）。女房东很漂亮，肤色白皙，金发碧眼；身材高大丰满，十分性感，颇有些新疆女性的韵味，自然瞧不上头脑不够数的付师傅。但也不愿错过排遣寂寞的好机会，便时不时地挑逗付某几句，惹得付师傅嘿嘿傻笑，口水都流出来了，真正成了一只吃不到天鹅肉的“癞蛤蟆”。镇上有医院和中学，工作之余，我们大家常常在大安中学的操场上打篮球。那一年宁强县举办篮球比赛，因缺少运动员，区上还将我和另一位到镇上休假探亲的马招入球队，去县上参加了一个星期的比赛。区医院规模不大，我曾因眼疾在那里做过麦粒肿手术，效果还不错。
后来和我一起工作的一位南郑籍工人师傅张佐林在工作中被钻具压断了腿，就是在这个医院做了初步包扎后被送往汉中治疗的。陕南的春天特别地秀美宜人。每年休完探亲假返回分队，若恰逢春节年后，当关中还是春寒料峭、一片光秃秃的时候。一旦火车翻过秦岭，沿途便可看到绿油油的麦田和黄灿灿的油菜花，处处桃红柳绿、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色。尤其是雨后，空气格外清新纯净，深深地吸上一口，让人有甜甜的感觉，沁人肺腑。
在大安工作了一年多，我被调往勉县工作，设备由冲击钻换成了百米岩石钻机，工作环境由汉江两岸转到了高山之巅。分队指挥部驻扎在半山腰地势相对平缓的山窝里，工程前期我们也住在这里。宿舍仍是典型的牛毛毡房，屋墙用竹笆围成，内墙面用竹席，外墙则需要再糊上泥巴防水。顶棚是用茶杯粗的树干做椽子，上面铺上竹席，竹席上面再盖上一层防水的牛毛毡。同样竹席制成的屋门，用铁丝捆在门柱上，开关时需用力往上抬起才能转动。睡觉的床板架于立在泥地里的四根木桩上，脚下就是放干水的稻田，稍加平整便成了宿舍的地面。这种住宿条件使人联想到落后的非洲部落。
事实上我们住处的高度是依据工程的进度不断上移的。正常的情况下，一个钻孔钻探完成后，我们应该把包括钻机和钻塔在内的钻探设备全部拆散，然后搬到下一个钻孔所在地的新机场，而新机场的位置往往比旧机场的地势高。当工地与住地间的距离较远，上下班往返时间过长时，我们就需要在离工地较近的地方重新盖房支床、埋锅做饭。倘若山高坡陡，找不到合适的住地，那就只能长途跋涉，花大量时间在路上了。在野外队，步行一个多小时登山上班是司空见惯的事，频繁搬迁更是地质工作的行业特色。
一九七二年春夏之交，勉县爆发脑膜炎疫情，小小的县医院人满为患。为防止二次传染，县上将距县医院二、三里外的一座破庙辟为脑炎病人的隔离病房。当时，我们分队有一个新婚不久的陕南籍（记不清是哪个县了）小伙子，山地工，专门为山上钻机背送柴油，不幸染上了流行性脑膜炎。开始当感冒医治，无效而住院，继而隔离，就在那座破庙里竞不治身亡。听说后来队上派人去拉尸体，往车上抬的时候，人们听到他的脑袋里有水一样的响动。恰恰这样一个时间段，我患了严重的肠胃病。
地质队的生活用水，走到哪儿都是就地取水，而且没有一点净化措施。洗衣、做饭和饮用水都是山沟里常年流淌的地表水，上游常有牲畜饮水和山民洗衣物，甚至涮洗便桶。尤其到了热天，水中满是肉眼都能看得到的红色小蠕虫，饮水卫生极其恶劣。受两年农村里的生活的摧残，我的肠胃本来就不太好，遇到地质队饥一顿饱一顿，冷一顿热一顿的生活，加上卫生条件极差，得肠胃病是迟早的事。那一段时间，我已无法上班，冒着被传染脑膜炎的危险，强撑着专门往山外的县医院跑了好几趟。白天吃不成东西，晚上躺在床上肠胃鼓胀、疼痛难忍。人已经脸色蜡黄、憔悴得脱了形。
很多人都建议我回西安医治，然而，请假是比登天还要难的事，分队领导唯恐我借故赖在西安不想归队；况且请假牵扯到工资、医药费、来回的路费及工作岗位找人顶班等的问题，因此硬是要我就地处理问题。这场病持续了很久。到病情稍有好转，肠胃开始消胀，能吃东西的时候，我就开始上班了。由于得不到及时根治，我从此落下了慢性肠胃病。直到今天，只要吃的不合适或肚子受凉，肠胃就会闹毛病。
地质队的生活清苦而单调，最“奢侈”的生活就是逢轮休日逛县城，或步行几十里路到外边（外单位）去看电影。有时为看一场电影，连夜往返几十里地，第二天一早还要上白班。逛县城时，走在崎岖蜿蜒的山间小路上，经常可以碰到上山或下山的山民。山里农民的生活非常艰苦，他们运输物资的唯一方式是“背”！再重的东西只要人能背动，就得想办法背走。由于山高坡陡，道路宽不及三尺，因此肩挑的方式也不能采用，更不要说使用有轮子的车辆了。
那个年代，农民要向政府缴纳公粮，公粮缴纳不够时，可以用钱冲抵。冲抵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交猪”——把自家养的肉猪卖给国家。而一、二百斤的大猪是被山民从山里背到山外的县城里的。背猪的工具是“背夹子”，山民把猪头朝上绑在背夹子上。背夹子上有两个棕绳编织制的背带，很结实，山民背猪就像是今天的学生背着双肩包。
此时，猪头处在人头上方，猪身侧绑在背夹子之上，朝下。山民手里拿着一个T字形木杖，它有两个用途：一是当拐杖，二是休息时撑在背夹之下，人可以站着休息。二百来斤的大猪，重量远超于山民的体重，因此走不了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歇息，一路上就这样汗流浃背地走走停停，一直把猪背到县城。等过了秤，交完猪，山民会拿着钱到小饭馆里买上一壶酒和一碗红烧肉把自己犒劳一下。酒足饭饱之后，来到街上买点儿盐、醋之类的生活必需品，然后踏上回家的归途。
在勉县的最后一个工区设在一个叫关山梁的地方，从地名就能够准确的看出，这里也是本次钻探工程的最高点。驻地坐落着我们临时搭建的一排宿舍和一间厨房，它们分别处在两小块较为平整的地面上。附近还住着一个物探小分队。除了租住民房，他们还另外搭了两座帐篷。其中一座帐篷曾因一位年轻女子千里迢迢进山探夫，而一度做过探亲家属的“鸳鸯窝”。这在“连跑过去的老鼠都是公的”的野外队，不知引发了多少人的羡慕、嫉妒和胡思乱想！山高民穷但风景依然秀美，而且越往高处，风景越美丽。
关山梁上到处能听到潺潺的溪水声，眼目之中皆是绿叶红花、老藤大树。中秋时节，一轮明月挂在山间，桂花盛开，馨香扑面而来，沁人肺腑。若上夜班，每当微风吹过，黑暗中经常有不知名的花香随风袭来，给我们这些汗流浃背的劳动者带来些许的清新和凉爽。野外地质钻探工作是常年四季处在深山老林中的三班倒工作。无论春夏秋冬、风吹日晒；不管大雨滂沱、风雪交加。只要一开钻，工人们便要夜以继日地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和人民探寻地下宝藏。
地质工作艰苦，夜班工人更辛苦，冬天的夜班工人尤其辛苦！他们往往在睡梦中被上班的闹钟无情地拽出被窝，睡意懵懂中穿上糊满泥浆和油污的工作服，顶着迎面扑来的凛冽寒风，沿着山间狭窄崎岖的小路匆匆赶往忙碌的钻探工地。我在地质队工作的那一段时间正值左倾政治思潮登峰造极的“革命”年代。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甚至像春节这种中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我们也被要求坚守工作岗位，不放探亲假。美其名曰：过革命化的春节！运气不好的人大年三十也得身着冰凉油腻的工作服，顶风冒雪，在荒凉的大山中与钻机相伴熬过除夕。
一年四季，深山中的夜晚总是显得分外寂静，唯有钻机发出的低沉轰鸣在山谷中回响。夜风摇曳着钻塔上昏暗的灯光忽明忽暗地在大山中闪烁，显得神秘而孤寂。夜班也是事故多发的工作时段。一天半夜我们当值后半夜的大夜班。睡眼惺忪中去伙房吃了一碗面条（夜班饭）我们便借助手电筒的光亮前往工地接班。工地距离我们的住地较近，而且一路上不用翻山越岭。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山路，我们到达机场。那天的钻探施工出现了一些小状况：由于钻孔中岩层情况不好，小夜班的同事们正在做打泥浆的准备（将正常钻探时注入钻孔的循环水换成浓度较大的泥浆，以防止钻孔壁坍塌掉落碎块，防止卡钻事故）。接班后，我接手继续加工泥浆的工作。
水箱的水中已经浸泡着泥土，我的任务是用高压水枪冲刺搅拌泡软的黄泥使之松散成泥浆。水枪的头部其实就是一个中心有孔的钢制丝锥，有一尺来长，用铁丝捆扎固定在长长的厚壁橡胶管上。胶管的另一端与高压水泵相接。陕南的泥土粘度很大，因此在制作泥浆时需要加入烧碱。机场中灯光昏暗，柴油机发出隆隆的轰响，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柴油气味。就在我全神贯注地搅拌泥浆时，耳畔只听嘭地一声闷响，我感到有啥东西迎面打在嘴上。眼前一黑，瞬间就失去了知觉。
短暂的休克过后，我才发现原先握在手中的“水枪”已经身首分离：橡胶水管像一条死蛇躺在脚下，丝锥却不知飞到哪儿去了。原来是丝锥的出水口被泥浆中尚未融化的硬泥块堵死了，管中巨大的压力使丝锥崩脱了锥、管连接处铁丝的捆扎。带有铁丝的胶管反弹回来打在我的嘴上，不但打破了我的上唇，头部受到的强烈的震动还导致了我短暂的休克。所幸打在我脸上的不是钢制的丝锥而是橡胶软管，否则就不单单是上唇的开裂，还会伤及脸面和牙齿！
在勉县期间，我的家中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我父亲病危。父亲的病危发生在安康的岚河县，当时父亲正值巡回医疗出差，为修建三线铁路的学生兵和部队战士治病。因劳累和生活不适应，引发肝昏迷而生命危在旦夕。由于当地医疗条件差，有关方面束手无策，提出让家属迅速前往岚皋。母亲已是六神无主，求助于二叔。二叔是个有主见的人，慎重考虑后，认为家属前往于救治无助，应该尽快想办法把病人送回西安抢救。遂向父亲供职的一附院领导提出要求：设法尽快将病危的父亲送回西安救治。
当时的两地领导对此都很看重，安康方面于是紧急安排航班。由于肝昏迷属于传染病，民航不能承运；安康方面改而求助于空军，终于及时将父亲送回西安。当救护车把父亲从西安机场接到医院大门口的时候，医院领导已经陪伴母亲和二叔在此等待多时了。在本院成立的特别抢救小组的精心救治下，父亲终于转危为安，脱离了险境。
我是在关山梁上收到家里电报的，家里人为了不使我过于慌乱，电报中谎称是奶奶病重。队上于是给我准了事假。等我赶回西安，父亲已经苏醒，但人极度虚弱。假期在紧张忙碌中很快过去，但父亲病情仍无明显好转，于是我发电报向队上请求续假。在大讲政治和阶级斗争的年代，政治就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很不凑巧的是，因为当时正值所谓的“5.16事件”发生不久，全国到处都在清查“5.16分子”，队上说什么也不准我续假。我只好带着极度难受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离开病重的父亲，返回勉县关山梁。队上的情况依然是牛拉水车般地按部就班，并不像分队领导所讲的那样危言耸听。事实上我们这些人常年待在深山老林，政治上节奏不知比城市慢了多少拍，若不是上面发文要求基层清查“5.16分子”，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国家发生了如此大的政治事件。正所谓“山中才几日，世间已数年”。而这种毫无厘头的清查，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应付。
又过了一年多，我们结束了勉县的工作，“转战”向东来到西乡县工区。西乡工区山势较缓，山上植被也比较稀疏，很多地方已被开垦为耕地。坡下是大面积的水稻，到了夏天，稻田里蜻蜓飞舞蛙声一片。西乡水资源特别丰富，宽阔的牧马河穿城而过，滋润着两岸肥沃的土地。虽然牧马河也曾在雨季冲破堤岸洪涝成灾，但在我的记忆中，她永远心胸宽广，宁静而温顺地流淌着。
这次，我们分队的驻地选址在离村子不远的平地上，住在一个由我们自己搭建的毛毡住房围成的院子里。周围随处可见当地的农民，能够准确的看出他们的生活要比勉县山里的农民好一些。钻机换成了性能较为先进的三百米液压钻机，我们依然每天穿着糊满油污和泥浆的工作服，头上顶着柳条帽，三班倒地忙碌在钻机旁。这时，我已经被提拔为副班长，开始负责带班了。
地质钻探工作是地地道道的重体力劳动，与之相关的生产设备都是一些五大三粗的笨重钢铁制件。主要的机械设备，如柴油机、水泵、钻机部件等重量大都在千斤上下；钻塔的百十个塔材构件，每一个的重量也都在100－200斤左右。由于钻孔的位置根据地质要求往往选在人迹罕至的半山上，因此在只有羊肠小道的大山里，这些“庞然大物”只可以通过人抬肩扛搬运到山上。
钻探的目的，是通过直径十几厘米的钻孔探寻地下几百米深处的矿藏。施工全套工艺流程中地下的岩层分布和钻进状况地面上的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如此看来，钻探工作又是一项有相当技术上的含金量的技术活，尤其要求负责带班的班长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能够在当班时熟练操控全盘；随时掌握钻探进度；应对有几率发生的各种突发事件（比如钻孔壁坍塌、钻具断裂、卡钻、取不上来岩芯等）。
安全高效的完成好钻探任务。众多不可知因素的存在，是导致钻探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由于事故大多发生在孔内深处，有时当班班长很难确定事故处理方案，于是会派人到山下驻地请机长上山指导事故处理工作。倘若机长也不能处理问题，就一定要通过分队向远在汉中铺镇的大队领导汇报，请求队上派专职钻探技术人员前来协助工作。在停钻等待钻探技术员期间，钻工们可以在驻地休整待命。但各班需要派人上山看守机场，防止坏人破坏和盗窃设备。
夜班值守机场也是很辛苦的工作，尤其是冬天！夜黑山高，寒风凛冽，山野空旷而寂静，山脚下的农户早已在温暖的被窝里进入了梦乡。孤零零的钻塔悄无声息地矗立在黑夜笼罩下的大山之中，机场守护人将孤身一人，独自在寒冷和恐惧中熬过这漫漫冬夜。为防备坏人和野兽的侵害，值班人员不得不利用悬空的活动升降工作台把自己升到数米高的半空，蜷缩在里面等候黎明的到来。这样的工作环境，极大地锻炼了我们的胆量。二十几岁的年纪，似乎在人世间没什么可畏惧的了！
钻机高高地耸立在山上，召唤着我们日复一日地完成生活的攀登。无论春华秋实，还是酷暑严寒。炎热的夏天，是野外工作中极其辛苦的季节。下午二、三点钟左右，骄阳似火，正是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候。此时也是中班工人准备出发前往机场接、换班的时候。陕南多雨水，夏季气候特别闷热。当我们身着厚厚的劳动布工作服，吃力地登上山顶，气喘吁吁的赶到机场时，浑身上下早已是大汗淋漓了。
夏天的午夜，是一天中开始凉爽的时候，此时，大小夜班正准备换班。当前来接班的大夜班工人亮着手电筒，依次行进在山间小路上时，人们会发现大大小小的蛇懒洋洋地躺在自己脚下的草丛中乘凉。陕南本来就多蛇，西乡地区更是如此，在这里白天遇到蛇也是常事。记得有一次下班回来，我们正在路上行走，路的右边是山，左边是一道淌着水的沟，沟的另一边是农田和农舍。这时，我就看到一条长约两米、通体乌黑的大蛇正在从农舍方向跑出来，不慌不忙地下到沟里，钻进沟壁的石砌缝隙中去了。
因为离县城不太远，因此我们会利用休息时间去县城游玩和买东西。在此期间，我有幸认识了从西安下到西乡县医院的唐有德大夫一家。唐叔叔与我父亲相识。为此，我曾经多次去他家登门拜访过。唐叔叔夫妇也多次专门请我去他家做客，并亲自为我下厨烹饪。后来我被推荐上大学，离开了西乡县，并最终离开了地质队。初时也曾经给他们写过信，后来就渐渐失去联系了。